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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三个根本面向：一是以理性方式展开普遍问题。

横渠以‘虚而神规定此体性，故此体性是遍是一，是清通而不可象者（《心体与性体（上）》，第379页），气以太虚——清通之神——为体，则气始活（《心体与性体（上）》，第380页），神固不离气，然毕竟神是神，而不是气，气是气，而不是神，神与气可分别建立（《心体与性体（上）》，第379页）。而生活在现代社会、享受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滋养的我们能否重新精义入神以焕发天人之学的大用？焕发此大用是不是要进行天人之学的再诠释？再诠释是否也要依据特定的概念和命题？是不是也要从易学中的重要概念那里获得启发？吾辈勉旃。

在以前，即把这实然存在之呈现亦视为‘用，是本着体之创生之、妙之之用而言也。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合其言观之，得于老庄最深。即此而论，神可谓天德，是以张载明确说：神，天德，化，天道。（《心体与性体（上）》，第63-64页）总之，在牟先生的视域中，实体不但是理、是神，还是诚、是心，而其视域中的天道实体则融客观与主观为一。

其三，神之用并非普通事物之功用，而是妙万物的大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的大用，此种不拘限于某一特定事物的大用，决定了神无方而易无体，而神无方的特征也和阴阳不测之谓神互为呼应。得圣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犹不害于未化尔。[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缺乏民主精神的前三条，所缺少的是取决多数和尊重个人自由两点。二、周孔之教与宗教缺乏 五四运动之后，几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都对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独至于人类，官体反应减低而心思作用扩大，才可说有心。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一句话总括：中国非无民主，但没有近代西洋国家那样的民主。[4]其实，早在梁先生之前，夏曾佑先生就对周公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文化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32]杨四海：《梁漱溟论中国文化的复兴》，《淮阴工学院学报》，2014（6）：54-57。而孔子损益三代，最终‘从周，由此可以看出周孔之道既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也代表了古代儒者的一种治世理想。

如是，社会自然巩固，一切事可循轨而行。正因如此，导致中国缺乏科学，他说：秦以前，中国学术尚不如此成定型。[19]冯友兰：《批判梁漱溟所谓周孔教化》，《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40-45。[1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9页。

[33]在梁先生看来，从心出发就是从理性出发，使中国文化形成早熟的特点，而文化早熟又与伦理本位和宗教缺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三位一体。[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9页。

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情谊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是周孔礼乐教化的结果。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

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于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仍存在一些敬天法祖的祭祀仪式，却是周孔教化的一部分，其观念也由仪式变成了信仰。

一、周孔之教与伦理本位 所谓的周孔教化，就是指周公和孔子的礼乐教化。注释：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31]对此有学者评论说：理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既需要人的身体发育和思想成长作为条件，又需要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为基础。只是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

梁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阐述：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条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条路上来。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走向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与中国上古时期的几位圣人密切相关。

梁漱溟先生却坚持认为，虽然这一问题很大，这件事情的成功要在未来，但问题却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寻求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出路[1]。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之。梁先生说：遇事召开会议取决多数之习惯制度未立。而明白当初社会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

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由于孔子的教化作用，这类仪式已失去固有的神圣性。

[12]如果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中国文化的框架，那么孔子的梦悟周公所得就是中国文化的血脉，共同开启中国人的理性，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底色。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所谓无对是指超于利用与反抗，而恍若为一体也。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

中国古人缺乏宗教意识与伦理本位的特征有关，伦理本位则与中国文化受周公、孔子的影响有关。是道德上之义务，非法律上之义务。后者可说就是缺乏近代法律上之民主，特别是缺乏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他说：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

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21] 虽然孔子并未明确批评宗教，也未必有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打算，但受周孔之教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伦理取代宗教的趋势，伦理本位也就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承担了宗教的部分功能。

[2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把以后要走的路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古时所已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或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